突如其來的一場霧霾，給原本樂觀的“大氣十條”中期評估敲響了警鐘。
從11月7日開始，遼寧、吉林、黑龍江等地持續出現重度及以上污染，沈陽全市PM2.5均值一度達到1155微克/立方米，局地霧霾指數甚至突破1400微克/立方米，是國家安全標準35微克/立方米的40倍。
而據清華大學環境學院院長賀克斌介紹，環保部正在委托組織第三方為2013年9月發布的《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》（以下簡稱“大氣十條”）進行中期評估，結果可能在明年兩會前公布。
“此前，業界普遍對中期評估的結果比較樂觀。”賀克斌告訴《華夏時報》記者，但這次霧霾“刺激”了大家的樂觀情緒，“大氣十條”提出的“2017年力爭消除重污染天氣”現在看起來還有一定的難度。
由悲到喜
2013年初的一場重度霧霾，讓全國上下突然意識到了治理空氣污染的緊迫性。當年6月，李克強總理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親自部署編制“大氣十條”的任務，僅僅用了3個月，“大氣十條”就正式出臺了。
其中，提出了到2017年京津冀、長三角、珠三角等區域細顆粒物濃度要分別下降25%、20%、15%左右，而北京市細顆粒物年均濃度則要控制在60微克/立方米左右。力爭再用五年或更長時間，逐步消除重污染天氣，全國空氣質量明顯改善。
對此，很多業內專家都持悲觀預判，賀克斌曾經預警稱，即使全面落實現有的減排政策，到2017年京津冀地區依然難以完成PM2.5濃度比2012年下降 25%的任務。而在2014年初的北京兩會上，北京市長王安順的表態也顯得非常悲壯：“中央領導說，2017年實現不了空氣治理就‘提頭來見’。”
強壓之下，“大氣十條”的實施效果卻超出了人們預期。11月16日，國際環保組織亞洲清潔空氣中心發布《大氣中國2015：中國大氣污染防治進程》報告 稱，2014年與2013年相比，細顆粒物（PM2.5）、可吸入顆粒物（PM10）、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和一氧化碳五項污染物均實現了平均濃度下降，空氣改善效果初顯。
京津冀區域2014年的PM2.5年均濃度比2013年下降了12%，幅度前所未有。賀克斌透露，有的市長甚至樂觀地問他，“大氣十條”的任務是不是兩年就可以完成，第三年就能“抓經濟”了？
成效大源自于力度大，賀克斌兼任著河北省大氣污染防治專家咨詢委員會副主任，他發現，河北省是由省長張慶偉直接主抓大氣污染防治，出席聯席會議的都是各個廳 的一把手，會議現場直接布置任務。過了半年再開會，張慶偉會問各個廳上半年布置的任務完成情況如何，完成不好的當場就會批評。
國家層面也為“大氣十條”配套出臺了三大政策，有人戲稱其為地方政府的“三座大山”，包括：明確將大氣污染防治目標納入官員績效考核體系，環保部每月對空氣質量最差和最優的城市進行排名，治理不利的城市政府則會被約談，這“三座大山”給地方政府帶來了不小的壓力。
同時，宏觀經濟降速也是重要因素之一。統計數據顯示，2014年我國煤炭消費量同比2013年下降了2.9%，為本世紀以來的首降，這對減少污染無疑也是幫助巨大。
然而，近期在東北地區發生的重度霧霾卻給人們的樂觀情緒潑了一盆冷水。與統計數據相悖的是，此次霧霾是2014年遼寧全面實施新空氣質量標準以來面積最大、持續時間最長、污染最重的一次霧霾。
“從老百姓的感受來講，‘大案要案’要滅掉，這次沒有滅掉，值得反思。”賀克斌表示。
從“轟炸”到“巷戰”
對于“大氣十條”的任務，賀克斌將其形象地比作“摘桃子”，過去兩年已經把“伸手就能摘到的桃子”都摘完了，未來就得“搬梯子”、“用鉤子”才能摘得到。
以上海為例，2014年的PM2.5年均濃度比2013年下降了16%，但今年前兩月卻不降反升，反彈了14.1%，這說明鞏固工作同樣不易。
目前問題比較突出的，是那些“傳統上不管”的領域，例如，北京電廠的脫硫、脫硝、除塵都完成了，但四五環之間的城鄉結合部仍有許多棚戶區在使用散燒煤，單個體量小，但加起來排放也很厲害，與其相似的還有前段時間熱議的秸稈焚燒問題。
“過去用空軍、炮兵轟炸的做法已經不靈了，未來將要進入巷戰。”賀克斌說，“要把那些小的燃燒點，分散的VOC排放點一個一個收拾了，而不是像以前那樣一個行業一個行業地來，沒那么簡單了。”
此外，缺乏科學指導也是一大問題。亞洲清潔空氣中心空氣質量專家萬微給記者講述了一個例子，在做VOC治理時，需要給儲氣罐上面加一個頂，但有的化工企業說這樣會爆炸，而環保部門則無言以對，因為他們沒有這方面的技術儲備，不知道這樣做會不會發生爆炸。
賀克斌表示，與霧霾形成有關的有三套數據，即：污染物濃度值、氣象條件和排放源，氣象局可以提供氣象方面的數據，環境監測站可以提供污染物濃度值，但排放源數據目前大部分城市都是沒有的。這就造成各地一遇到霧霾天氣只能拿氣象說事，因為排放源數據“說不清”。
“排放源是內因，氣象條件是外因，對內因的掌握程度不全，就很難說找準了原因，做對了事情。”他說。
而目前建立起本地排放源清單的只有少數幾個“做過大活動”的城市，包括舉辦過奧運會的北京，辦過世博會的上海，還有廣州、南京、深圳、成都等。北京與上海的 源解析結果揭示，城市機動車污染、區域傳輸、燃煤是空氣質量問題的三大癥結，當地政府據此“對癥下藥”，做出了淘汰黃標車與老舊車輛、車輛排放標準與油品 升級、控制燃煤消費總量、劃定禁燃區、區域聯防聯控等對應措施。
除了以上問題，一位不愿具名的地方環保局官員向《華夏時報》記者表示，來自地方政府發展經濟的壓力其實是最大的困難。
關于此次東北霧霾的成因，有專家就曾經表示，是因為此前東北經濟低迷，總理親自視察，給地方官員帶來了很大壓力。導致他們開始對重化工業和基礎設施加大投資，以拉動GDP，結果搞出如此嚴重的霧霾。
北京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教授張世秋表示，關于2017年能否完成“大氣十條”的目標，這取決于我們愿意放棄什么樣的經濟增長，以及政府用在環境污染方面的治理力度到底有多大，這決定了2017年的目標能否實現。
